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今天，在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形勢下，全黨同志一定要不斷錘煉黨性，不斷加強紀律建設，堅定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確保全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步調一致前進。”

1863年1月，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介紹了法國工人運動，指出“在巴黎，在社會黨內，黨性和團結精神仍然占著統治地位”。

馬克思在信中用“黨性”一詞描述法國社會黨的狀況，強調徹底的無產階級斗爭精神和一致的無產階級立場使得無產階級政黨爆發出強大戰斗力。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黨性是無產階級政黨獨有的政治品格，是其區別于資產階級政黨或改良派組織的標識。因此，黨性體現出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和歷史使命。正如《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黨性的堅定要以科學理論作為基礎，這些科學理論必須具備批判武器的精神力量。1845年，針對當時德國理論界避開實踐而空談哲理的現象，恩格斯在《“傅立葉論商業的片斷”的前言和結束語》中，指出蒲魯東式的“絕對的社會主義”沒有“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和政治立場”，注定只能是“空話”，不可能推動無產階級及群眾去思考和進行革命。恩格斯強調，這種自詡為“社會主義”的思想流派，“由于自己在理論領域中沒有黨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絕對平靜’而喪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點精神和力量”。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為了推動無產階級革命和全人類解放，無產階級必須自覺“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他們在領導無產階級革命實踐過程中，不但注重總結斗爭經驗，使之上升為理論原則，還撰寫了一系列文章批判和反擊各類錯誤思想流派，這些舉措堅持和鞏固了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的“黨性”立場。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黨性不僅是無產階級政黨組織的穩定劑，更確保了革命方向不動搖。在他們看來，無產階級政黨成員崇高的革命理想、堅定的階級立場、頑強的斗爭意志都是黨性強的表現。《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對同盟成員的黨性提出了七條要求，尤其是要求盟員“生活方式和活動必須符合同盟的目的”，并且要求盟員“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進行宣傳工作；承認共產主義；服從同盟的一切決議”等。

列寧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黨性的思想，使“黨性”一詞成為馬克思主義黨建學說的重要概念。在《哲學上的黨派和哲學上的無頭腦者》一文中，他指出：“最新的哲學像在兩千年前一樣，也是有黨性的。”在《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中，他針對孟什維克謀求建立一個渙散狀態和無政府狀態的政黨的要求，明確指出，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所真正需要的是建立一個集中的、組織嚴密的、紀律嚴格的新型無產階級革命黨。列寧不僅從哲學領域和政黨組織范疇闡釋黨性內涵，還將抽象的理論細化為黨員個體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強調黨員作為“經過頑強的革命斗爭的教育和鍛煉的、完全覺悟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要“絕對服從黨”，堅定維護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同時要求黨員“竭盡全力并密切注意使黨性不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而且要見諸行動”，明確指出“最積極、直接、公開地參與自己黨的（不僅是它的杜馬黨團的）各項工作，是一個人有黨性的標志”。

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與生俱來地擁有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特性。回顧黨的歷史，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發，通過深入分析中國革命性質和任務、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和組織基礎，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黨性思想的認識。我們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各個時期都高度重視黨員的黨性教育、黨性修養和黨性鍛煉，保持和發展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進入新時代，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需要我們黨以優良黨風凝心聚力，以務實高效的工作作風把黨的各項工作落到實處。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指出“作風問題本質上是黨性問題”，要“在解決作風問題的基礎上解決好黨性問題”，深刻揭示了黨性的極端重要性。要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通過加強理論武裝堅定信仰信念，通過投身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踐踐行黨的根本宗旨，通過黨內政治生活深化黨性分析，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發揚自我革命精神，推進黨員干部增強黨性進一步到位，促進全黨堅定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王海鵬）